文字 | 余冠玮

编辑 | 三体君

老龄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必然产生的现象。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事业与产业的同步发展，营造尊重、关爱和照顾老年人的社会环境，加强老年人权益的保护。我国的邻国日本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阶段。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69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7.08%，并且这一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时已经超过了10%。

除了日本，亚洲的其他主要经济大国，例如中国和韩国等，近年来同样遭遇了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与出生率下降问题。若以6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近10%的节点作为考察基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日本于1981年达到了9.55%，韩国则在2006年达到了9.47%，而中国也在2014年（9.63%）逼近了这一比例。从这一节点之后的发展趋势观察，由于生育观念、养育成本上升以及医疗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的社会生育率下滑和人均寿命延长，中国在6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速度在这三个国家中最为迅猛。截至202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占比达到了13.72%，相较于2014年增长了4.09个百分点，年均增速约为0.51%，其老龄化的速度甚至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2006年之后的韩国。

人口高质量发展

尽管庞大的劳动人口构成了显著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劳动力仅是众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口老龄化”确实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它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观察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首先是被誉为‘隅田河奇迹’的高速增长阶段，接着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后的中速增长阶段，最后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表1详细列出了这三个阶段实际GDP和劳动人口的复合增长率情况，从中并不能直接推断出劳动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固定的相关性。特别是在高速增长期与中速增长期，尽管日本在这两个15年周期内的劳动人口增速相近，但平均经济增长率却相差超过一倍。

实际上，20世纪后半叶日本经济的迅猛增长，主要归因于城镇化进程与信息技术革命所触发的土地、资本及技术等生产因素的新配置。这些生产因素的变化促使生产关系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种变化并非单纯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是更多地通过产业的转移，实现了就业结构的重塑。

依据日本统计局的资料，从1955年至1975年，日本农林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急剧下滑，由35.4%降至11.3%。与此同时，日本的城镇化水平在同一时期从56.1%迅速提升至75.9%。尽管在随后的中速增长阶段，城镇化率的提升幅度不如之前显著，但农林业的劳动力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向制造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转移。与高速增长时期有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就业结构变迁并未伴随着城镇化率的显著增长。尽管这一趋势仍然助力日本经济的繁荣，但鉴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逐渐步入老龄化，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加剧了其在房地产市场的脆弱性，为90年代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养老”还是“就业”

在日本，原则上，养老金的领取年龄设定为65岁。然而，由于经济困难、健康状况良好或为了摆脱孤独感等多种因素，许多日本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导致整体的劳动参与率相当高。根据日本总务省关于劳动力的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就业人口已超过900万，占日本总就业人数的25.2%，达到了近40年来的最高水平，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具体来看，65至69岁年龄段的就业率超过了50%（达到50.8%），70至74岁的就业率为33.5%，即便在75岁及以上的高龄群体中，也有11%的人仍在工作。此外，在即将退休的60至64岁年龄段，日本人的就业率接近73%，相比之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2021年的这一年龄段就业率为33.48%。

这与在日本实地观察到的情况大致相符，例如乡村地区的农业劳动者多为老年人，城市中出租车司机的年龄也普遍偏高。部分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甚至仍在从事建筑、装修等需要体力的劳动。然而，相比之下，在信息通信、金融、保险等要求较强学习和分析技能的行业中，老年人的比例则相对较低。通过对比2012年的数据，作者发现这一趋势在过去十年中并未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而显著变化，预计在未来也将继续保持。

经初步探讨，日本老年人口持续工作的动机日益增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在经济层面上，日本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并弥补因少子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采取了措施：若居民选择延迟领取养老金，其养老金数额将适度上调。举例而言，自2022年4月始，日本政府已将老年人养老金领取的最晚起始年龄由70岁上调至75岁，且每延后一个月领取，每月养老金将增加0.7个百分点。若一位老人从75岁才开始领取，其每月养老金将比65岁开始领取的个体高出84%。其次，从身体健康角度考虑，日本老年人视工作为一种脑力和体力的适度锻炼，有助于维持他们的身心健康。再者，从心理健康层面来看，鉴于日本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且受西方文化影响，家庭成员间相对独立，而在职场中与他人的交往有助于减轻孤独感。

从政府养老到社会家庭养老

为了适应社会变革，日本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正随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不断优化。自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其养老保障体系经历了由国家全责到社会共担，再到依托家庭和社区的转变。

依据世界银行的养老金三大支柱理论，日本的养老金体系可划分为：第一支柱为公共养老金，包括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年金保险，具有政府强制性，体现社会公平，类似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为企业/职工养老金，涵盖确定收益型、确定缴费型及现金余额型养老金计划，由企业和职工共同出资，相当于我国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如iDeCo和NISA，通过税收减免鼓励个人自主规划养老，其中iDeCo类似我国个人养老金，NISA则允许个人免税投资多元化金融产品。

针对人口老龄化，日本建立了全面的医疗保险和介护保险制度。全体国民均加入医疗保险，40岁以上还需加入介护保险。医疗保险分为国民健康保险、被雇佣者保险及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随年龄增长而减少，但70岁以上有收入的老年人仍承担30%。

随着居家养老模式的增多，日本政府和社会不断完善护理政策。1998年颁布的《介护保险法》确立了长期介护保险制度，明确了各方责任，确保老年人尊严和独立生活。日本还对老年人介护需求进行系统性规划，按自理能力分为七个等级，并设定了年收入低于380万日元（约18.5万人民币）的老年人每月介护费用个人承担上限为4.4万日元（约2150人民币），以减轻低收入老年群体的经济负担。

此外，日本各地方政府统一管理介护费用，规范市场价格和服务标准。以东京都中野区为例，除提供各类居家介护服务外，还涵盖介护场所使用、养老院使用、夜间探访及住宅修缮补贴等，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

综上所述，日本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中，旨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确保老年人有尊严、独立地生活。

个人养老金融产品与服务

为了维持高水平的养老福利，日本政府财政压力巨大，社会保障费用占GDP比例逐年上升。2021年，该费用达138.7兆日元，占GDP的25.2%，其中养老金占10.1%，医疗与社会福利占15.1%。

由于资金主要源于税收，而财政支出增速远超税收收入，财政缺口逐年扩大，政府不得不依赖增发国债来弥补。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状况。日本国债余额长期超过GDP的两倍，远高于OECD其他国家，民众对未来养老保障能否支撑晚年生活感到日益不安。

为缓解民众担忧，满足养老资产增长和服务需求，日本政府积极推动“第三支柱”发展，同时金融机构也推出了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旨在减轻养老资金压力，提供更多养老选择。

iDeCo是日本养老体系第三支柱的关键部分，类似于我国的“个人养老金”，近年来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广。其运营遵循《固定缴费型养老金法》，由国民养老金基金联合会管理，但营销和资产运作由合格机构如银行和证券公司负责。iDeCo提供税务优惠，如所得税扣除和投资收益免税，且年度投资上限根据个人情况从14.4万至81.6万日元不等，高于我国的12000元人民币上限。在日本，资本利得税高达20.315%，而iDeCo账户投资可免缴此税。

iDeCo账户投资分为保本型定期存款和收益浮动型投资基金两类。投资基金又分平衡型和自选型，前者为机构组合型基金，后者由客户自选投资标的，涵盖日本国内外债券、股票及房产投资基金等。证券公司提供的投资标的更丰富，而银行则以其广泛的网点和综合服务见长，包括存款、贷款和保险等。

自2001年实施以来，iDeCo参与人数逐年增加。2009年政府扩大其适用范围至企业养老金制度的公司职员和公务员，2022年再次扩容，允许60岁以上高龄者加入。截至2023年7月，iDeCo参与人数已达302.6万人，资产总量在2022年突破3.7兆日元，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1981年，日本推出政府主导的直接融资型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日本经济衰退，通胀上升，老年人生活负担加重。鉴于老年人高房产持有率，日本政府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解决养老资金短缺的关键。然而，政府项目审核严格，受众有限。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了商业型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以满足更多老年人需求。

该贷款的优势包括：服务无法正常贷款的老年人；老年人无需搬离住所，可利用房产融资；仅需支付月利息，本金无需即时偿还；借款人去世后，银行通过售房回收贷款。

截至2023年10月，日本已有73家金融机构提供此类贷款。从地方政府试点到民间机构主导，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日本逐渐成熟。据住房机构调查，贷款余额逐年增长，2020年达1577亿日元，同比增长7.6%，较五年前翻倍。

日本内阁府《老龄化社会白皮书》显示，2012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中认知障碍症患者占比15%，预计2025年将达700万，占比约五分之一。同时，金融厅预测2035年70岁以上老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将超50%，而65岁以上认知障碍患者或超三分之一，即约15%金融资产可能被他们持有。由于管理能力不足，这些资产可能无法有效利用。为此，日本推出《成年人监护制度》，允许法定监护人代为管理资产。

监护制度支援信托便是基于此制度设计的产品，旨在支持法定监护人管理认知障碍患者的资产。该信托由专业代理人或法定监护人与信托机构签订，将患者的高流动性资产交由信托机构管理，并根据家庭法院的指示书向监护人支付费用，用于照顾患者。由于家庭法院的参与和监督，该信托产品能安全有效地保护患者财产，并确保其得到妥善运用。同时，它也减轻了监护人的负担。

数据显示，2013至2018年间，监护制度支援信托合同数量增长了120倍，信托金额增长了104倍。此外，日本金融机构还积极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参与老年金融学等研究，以更好地满足养老需求。

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拥有着全球最大的老年人口规模。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到2022年底，我国年满60岁、符合法定退休条件的人口数量已攀升至2.8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达到19.8%。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以及日益加速的老龄化趋势，既为我国养老产业的拓展孕育了潜在的增长机遇，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难题。

相似之处：

居家养老为首选：与日本相同，我国老年人更倾向于居家养老。由于养老院设施尚不完善，我国居家养老的比例更高。据调查，近九成老年消费者倾向于此方式。

提前规划养老财富：当前老年人享受了改革开放红利，财富积累较高。而年轻一代面临经济压力，对养老忧患意识增强。因此，提前进行财富规划对年轻一代意义重大。

第三支柱养老体系待加强：我国已初步形成“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但第三支柱制度仍在加速落地。个人养老金制度已出台，未来有望发挥重要作用。

不同之处：

老龄化人口规模庞大：我国老龄化人口绝对规模全球第一，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导致基本养老金账户收支承压，增加财政负担。

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问题突出：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三十多年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同时，受地缘政治、逆全球化和经济周期影响，养老面临经济增长压力。

老年人就业参与率低：相较于日本，我国老年人就业水平较低。总就业人口中60岁以上占比仅为8.8%，且缺乏针对老年人的就业政策和劳动保障。就业市场对年龄和新技能的要求也成为老年人再就业的阻碍。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在养老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显著差异。针对这些差异，我国需要制定更为完善的养老政策和措施，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挑战。

加速产业升级，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策略。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减弱，我国需加快转型，增强研发投入，推动企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发展。同时，老龄化也促使消费结构转变，医疗健康、保健养老等服务需求上升。因此，应鼓励资本投入老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老年人就业方面，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可通过制度设计如延迟退休、年龄专项补贴等，激励老年人就业，减轻社会养老压力。政府应推动终身教育，构建老龄友好的工作环境，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完善就业保障体系。

随着老龄人口增长，居家养老需求激增，但养老资源供给不足。我国需建设衔接紧密的健康服务体系，加强护理服务产业培育，制定统一标准，完善人才培养。可参照日本经验，建立标准化的居家服务清单和政府指导价，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此外，我国养老基金规模相对较小，需加快养老金积累。个人养老金融作为第三支柱，应通过市场化运作增加养老收益。但当前个人养老产品同质化高，需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全场景服务，减少同质化竞争，满足差异化养老需求。

最后，我国社会养老意识相对薄弱，需加强老年金融学研究和合作，促进社会养老意识的形成。金融机构应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设计，帮助居民形成长期职业规划和养老投资，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通过这些措施，我国将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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